多哈氣候大會越談越尷尬 世界減排依舊“扯皮”

2012/12/7 15:29:08  http://www.jpqqg.com/   青年參考

　　2009年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，有2.4萬名代表參加;而今年，與會代表只有約1.7萬人。這一數字的減少，雖然不一定能說明問題，但至少對這場一年一度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大會，已有越來越多的人不抱希望。

　　今年，從11月26日至12月7日在卡塔爾多哈舉行的第18次締約方會議還沒結束，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的徐晉濤教授就對《青年參考》記者直言，對這場注定“扯皮”到底的會議，他已失去了關注的興趣。

　　的確，在已過去的多哈氣候大會第一周，各方沒能取得絲毫實質性進展，《京都議定書》第二承諾期、“德班平臺”規劃等重要議題，都沒談出個所以然來。

　　最后這幾天里，進入更高級別的談判能否把爭執不下的諸多問題搞定，如“第二承諾期究竟是8年還是5年”、“如何解決2013年到2020年間的資金問題”，將直接決定今年的氣候大會，是會有所進展，還是繼續維持著那份“談而無果”的尷尬。

　　20年“談氣候”，越談越悲觀

　　2012年漸入尾聲，就在各國高官忙著奔赴卡塔爾“談氣候”之際，世界氣象組織發布的最新數據告訴我們：2012年是人類自1850年有氣象記錄以來最熱的年份之一。

　　近期發表在《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報》上的一篇論文，通過對近30年衛星記錄的比較，進一步論證了人類活動與全球氣溫上升之間的聯系。

　　最新的世界銀行報告直接指出，如果當前減緩變暖的承諾不兌現，那么不到50年，人類就可能被迫過上熱浪滔天、干旱嚴重的日子。屆時，全球都將遭遇大災難，非洲、中東和南亞都可能會面臨全國范圍的水荒。

　　這也就是為什么，盡管有無數的爭吵、糾結、和一次次破滅的承諾，世界各國高官還是要一次次聚到一起，討論應對氣候變化的舉措。

　　今年，《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》誕生正好20周年，世界人口已從1992年時的50多億增長到70億。而這20年中，在溫室氣體減排方面的最大突破，恐怕要數1997年通過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《京都議定書》了，因為它為發達國家設定了強制減排的目標。

　　2008~2012年，是《京都議定書》第一承諾期。根據協議，發達國家的排放量需要在1990年的基礎上平均減少5.2%;但如今，美國與加拿大已退出《京都議定書》，而2012年后的減排目標遲遲確定不下來。從2007年至今，在印尼的巴厘島、丹麥的哥本哈根、墨西哥的坎昆，各國外交人士多番談判，卻始終無法就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問題達成一致。

　　于是，便有了2011年的“德班平臺”，被《金融時報》撰稿人皮利塔·克拉克描述為“在南非德班的聯合國會談上勉強達成的脆弱協議”確定，各方最遲在2015年，要敲定一項能在2020年生效的新的全球氣候契約。

　　《金融時報》稱，單單是將新的氣候契約生效期推遲到2020年，就會加大實現控制氣溫上升的難度與成本。

　　而今年的多哈大會，更進一步考驗著各方在“減排目標”、“資金支持”、“技術轉移”等一系列“老大難”議題上的談判能量。

　　“我個人持比較悲觀的看法。”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余萬里，謹慎地對《青年參考》記者表示。

　　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徐晉濤則直言不諱地說，從哥本哈根會議以來，他就對氣候談判完全失去了信心，認為它基本沒什么用處和意義。

　　沒錢，“談氣候”很難!

　　300億美元，1000億美元?

　　發展新能源，開展節能減排，實現低碳發展，還要應對氣候災害——發展中國家要想加入為氣候問題作出貢獻的隊伍，錢，是至關重要的因素。

　　2010年到2012年的3年間，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承諾了300億美元的“快速啟動資金”。在多哈會議上，新西蘭等國聲稱，這筆錢已有320億美元到位。盡管這個數字由于透明度不足、重復計算嚴重、以低息貸款形式發放等，被指責存在著大量的水分，但好歹聊勝于無。

　　在接受《青年參考》記者采訪時，綠色和平組織中國區媒體主任余沖表示，目前最迫切的任務是，在多哈會議上落實2013年到2015年未來3年的“中期資金”。

　　“這筆錢有沒有、有多少、從哪兒來、如何分配，都應該有一個明確的說法和清晰的安排。”余沖說，贈予國應該明確資金分批發放的時間和數額，受贈國也必須明確這些錢都要花在哪兒。

　　如果沒有這筆資金，那么氣候問題的資金安排在時間線上就會銜接不起來，甚至出現致命的“資金斷崖”。綠色和平組織的英國政策顧問魯斯·戴維斯和巴巴多斯國代表甚至以“多哈成敗在此一舉”，來描述這筆錢的重要性。

　　發展中國家集體呼吁，發達國家應拿出更多錢來用于應對中期需求，數額至少也應翻番，達到600億美元。按照2010年坎昆氣候大會的約定，這筆資金應達到1年1000億美元的規模。發展中國家對此十分關注，但發達國家的抵觸情緒卻比較大，尚沒有明確表態。

　　余萬里對《青年參考》表示，在氣候變化問題上，主張減排的那些國家站在了道德制高點上，占有絕對優勢;而那些即使不愿加入氣候談判的國家，也不敢公然站到對立面上。于是，氣候談判就成了兩層皮，“各國在這場互相扯皮的游戲中大唱高調，但一涉及到自己的飯碗或者真金白銀，就馬上縮回去了。”

　　“歐盟都向后縮，還有誰會往前拱?”

　　冗余排放配額(即“熱空氣”)問題，正在成為多哈大會最大的懸疑。

　　早在1997年《京都議定書》通過之時，前蘇聯和東歐國家被獲準設定了比不采取額外減排政策的“基準情景”更為寬松的減排目標。隨著《議定書》第一承諾期走向尾聲，多哈大會必須就第二承諾期達成一致，對遺留下來的“熱空氣”問題如何處置，便成為亟需回答的問題。

　　在這個節骨眼上，一向表現良好的歐盟卻在這一問題上出現了明顯的內部分裂。

　　產煤大國波蘭堅持要將“熱空氣”全部帶入第二承諾期乃至2020年之后。但大部分西歐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立場一致，更傾向于保有《京都議定書》的實際減排效力，對“熱空氣”加以限制，并不希望被波蘭牽著鼻子走。

　　如果歐盟向下屆氣候大會舉辦國波蘭屈膝，那么歐盟這個氣候變化方面多年的“領頭羊”，將會有史以來第一次被指責，在阻礙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。所以，歐盟這次要想保住自己在德班獲得的“氣候談判推動者”的美名，實需再加把勁。

　　對于歐盟在多哈氣候大會的表現，綠色和平組織的德國氣候問題專家馬丁·凱瑟評論稱：“歐盟在多哈還沒有拿出任何有實際貢獻的舉措，既沒有對130億噸‘熱空氣’的注銷表態，更沒有將自身減排目標提升到30%。歐盟的領導人需要拿出氣候方面的領導力來，而不應為高排放企業代言。”

　　綠色和平組織的余沖對《青年參考》表示，在氣候談判之初，歐盟只有8個成員國，無論從經濟發展水平、技術水平和環保意愿上講，都堪為氣候談判的領軍人物。但如今，歐盟不斷東擴，成員國增加到27個，波蘭等煤炭大國也被納入進來，歐盟內部本身開始存在利益沖突，于是便很難形成一個統一的立場。

　　即使如今態度不再積極，余沖認為，歐盟依舊是多邊談判中最重要的發動機。短時間內，美國很難有意愿站出來，擔任氣候談判的領袖，其他國家更沒有這樣的能力，因此，歐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
　　北京大學的余萬里則認為，“好學生”歐盟作為發達的老牌工業化國家，其環保意識、環保技術和經濟實力都很強，這使它在氣候談判中一直以來都表現積極。但是，歐盟在這次的多哈會議上表現不佳，這與它的經濟狀況不無關系。金融危機之后，老百姓迫在眉睫的就業問題、吃飯問題都被擺到了桌面上，歐盟不可能因為環保問題而影響本國的經濟狀況，何況還有一大群“窮親戚”等著伸手要錢。因此在多哈會議上，歐盟也只能低調、低調、再低調了。

　　不過，更嚴峻的問題在于，如今，這場歐盟不愿再做“領頭羊”的多邊會談，似乎陷入群龍無首的狀態中，談判進程由此愈加艱難。因為，“連歐盟都往后縮，還有誰會往前拱?”

　　別指望美國做什么!這是塊“老化石”!

　　作為歷史上排放溫室氣體最多的國家，美國曾宣布愿承擔“發達國家可以做到的實際承諾”，但前提是“不損害經濟”?？扇缃瘢绕鹱叱鼋洕ネ诉@樣的議題，不論是美國政府還是民間，似乎都對全球變暖沒什么熱情了。

　　今年，美國遭受了半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干旱，11月的颶風“桑迪”也把紐約地鐵淹沒了近一個星期，影響了這個國家三分之一的經濟。即便如此，環保議題在美國大選中也一直處于邊緣，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選民將其當做“非常重要的議題”。

　　盡管奧巴馬在上個月連任之后曾承諾，要在第二任期內表現出“氣候領導力”，事實上，奧巴馬至今都不曾成功地把氣候政策排上過他的日程。反之，《金融時報》稱，在美國媒體上聲音更大的，是那些堅信全球變暖不過是虛張聲勢或浪費時間的反對者。

　　因此，美國依然扮演著一個巨大的“阻礙者”角色——阻撓其后談判取得實質進展。

　　因拒絕簽署《京都議定書》、回避減排義務、在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援助方面反應冷淡，美國在本次多哈氣候大會上，再度被非政府組織榮幸地授予了“化石獎”。

　　余萬里認為，美國之所以在氣候談判中表現頑固，與其歷史、現實狀況密切相關。與歐洲的“前衛”觀念相比，美國的意識形態一直以來都偏于保守，對于環境問題不像歐洲那樣重視和支持，環保技術也比歐洲要落后一大截。

　　盡管奧巴馬所代表的民主黨比起共和黨，態度要更加開明，但隨著金融危機的愈演愈烈，美國國內關于環境問題的討論依然是趨向于一致的保守態度。

　　更何況，美國的碳排放很多都來自于消費性排放，而非生產性排放，比如冬季取暖、大功率汽車等。此外，習慣了大手大腳的美國人，很難為了環境問題，而放棄自己舒適的生活方式。

　　余沖在這一問題上則比較樂觀。他認為，在奧巴馬執政期間，特別是在今年颶風“桑迪”的影響下，美國人在氣候問題上的態度已有所轉變。只不過在這么短的時間線上，很難像人們預期的那樣，快速反映在多哈的談判桌上。

　　但他同時也表示，重視美國行為、對游離于國際公約之外的美國懷有過多期待，本身就已經陷入了一個誤區。在明知美國不會有任何產出和貢獻的情況下，世界其實應該果斷地拋棄美國，由其他國家承擔起領導者的角色。

　　發展中國家：分化成兩派，訴求各不同

　　余沖表示，在“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”這一原則基礎上，減排的責任也要覆蓋到發展中國家的身上?？墒牵壳罢勁忻媾R的最大挑戰是，隨著經濟格局的變化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界限正在變得越來越模糊。

　　在余萬里看來，不同國家之間、特別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分歧很大，因此很難指望今年的多哈會議有多大進展。從整體來看，近幾年的氣候談判是處于一個勢力下降的狀態中，未來可能保持相對平穩。在維持談判機制繼續運轉的同時，短期之內很難有什么突破。

　　事實上，在氣候變化問題上，各國的立場和需要承擔的責任有很大變化，發展中國家也正在分化為兩大派。

　　一派是以中國、印度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，他們雖后來居上成為新一代的溫室氣體排放大戶，尤其中國，目前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已經接近第二名美國的兩倍，但這些國家目前正處在工業化進程的重要時期，這個時候談減排對于經濟發展非常不利。

　　因此，這部分國家普遍不希望被具體的減排目標所束縛，而希望更多由發達國家承擔起節能減排的責任?！度A盛頓郵報》就在報道中表示，讓發達國家繼續承擔大部分減排任務，而中國依舊只需要少量減排，“不僅在政治上是荒謬的，西方的選民們也不會同意”。正如有人相信美國應在溫室氣體減排方面負起責任來那樣，美國也相信，堅持讓發展中國家在擴張經濟的同時盡本分減排是有必要的。

　　而中國首席氣候談判代表解振華在今年的多哈大會上已表示，明年中國GDP的單位能耗有望下降3.7%，與美國政府類似，他們更樂意談單位能耗的下降而不是總排放量的下降。

　　另一派則是馬爾代夫一類的太平洋島國，海平面上升意味著對其國家的致命打擊，因此，它們態度非常積極，站在一起迫切希望氣候談判能達成協議。然而，由于這些國家實力弱小，它們并沒有太多實質性的話語權。

　　不過余萬里提醒，其實各國面臨的環境問題并不完全一樣。比如中國，二氧化碳并不是最重要的環境問題，二氧化硫和北方水資源污染問題，才是重點。這個時候一味地去講減少碳排放，反倒不符合各國實際國情。

　　之所以在今年的這個節點上，會感覺談判進程尤為緩慢，難有突破，余沖認為，是因為在過去的20年中，各國的經濟狀況和排放情況都發生了很大變化，各國排放份額與之前相比，也出現明顯區別。問題在于，如何去應對這種變化，重新“洗牌”，組織一個適合的軌道，推進談判進程。